朱幸福：红花山上

五月的晴天，已经很有些夏意了，坐在轿车上，空调开启了冷风，用手摸摸车窗玻璃，却依然能够感受到太阳的温度。这样的天气，找个宽敞阴凉的地方，或读书，或品茶，或聊天，都是十分惬意的选择。但我们还是早早赶到繁昌红花山，只为应本家为斌先生的邀约。

为斌与我皆为紫阳世家，朱熹后裔。我们有着共同的祖先，或因人口增长，或为生活所迫，或为开枝散叶，族人四处迁徙，我们的先祖先泾县而南陵，再繁昌、无为，我们家这支则到了芜湖县东乡周皋铺，繁衍生息。太平军与清军在芜湖激战期间，老百姓流离失所，我族家谱也被战火波及，虽然抢救出部分，但已残缺不全，连我是朱熹的第多少世孙都无法确定。此次去繁昌，为斌说他们去繁昌阳山冲那支家谱保存完好，可以给我提供参考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当天又遇南陵人朱广，也是同宗之人，他更是将朱氏总谱拍照打包发给我，算是意外的收获。

我据此研究了多日，终于理清了头绪。朱熹(农历1130.9.15—1200.4.23)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、诗人，儒学集大成者。家谱中记载他出生时“面带七星，井出长虹”，有卜者预言道：“富也只如此，贵也只如此，生个小孩儿，便是孔夫子。”后来果然被尊称为“朱子”。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，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。有这样优秀的祖先，我们后辈也感到荣幸之至。

沿着蜿蜒曲折的柏油路，我们向山冲缓慢而上，远处群山环绕，层峦叠嶂，林木葱茏，淡淡的烟岚在山间缭绕，山口是一湾碧波荡漾的店门水库，滋润着冲里的村民，灌溉着肥沃的农田，这里还曾是电影《渡江侦察记》拍摄外景地之一。这里原来叫阳山冲，随着朱氏族人入住、繁衍，有了朱冲的名字。徘徊在高耸的水库大坝上，不由想起先祖朱熹的诗歌《观书有感》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溪流涓涓，自上而下，日夜奔腾，为水库提供了不竭的源泉。据说，即使是干旱年头，也是溪流淙淙，汇聚成潭，凉气弥漫。

红花山地处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与孙村镇境内，长江南岸，因为每年春季，漫山遍野都开满鲜艳的映山红而得名。红花山群峰林立，层峦叠嶂，主峰海拔450米，是繁昌境内第二高峰。这里不仅风光秀丽，景色宜人，更是物产丰富，楠木、银杏处处可见，杉木、株树、檫木等遍布大小山脉，奇妙的竹海，怒放的杜鹃、玉兰等散落山坡，姹紫嫣红，更为30多种飞鸟珍兽提供了栖息地。

朱氏族人迁来之后，为了生存，大量种植毛竹，以竹笋、竹器增加收入，不断挤压着映山红的生存空间，所以现在山上竹海绵延，野花遍地，鲜艳的映山红被挤压进角落，成了红花山美景的点缀。掩映在翠竹绿树中的山村，青砖灰瓦，错落有致，山涧溪流叮咚，水质清冽。镶嵌在山顶、山腰上“红花寺”“佛光寺”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，虽经战火多次被毁，但现已重修一新。晨昏之时，百鸟歌唱，梵音绵绵。白日里，香客云集，偶见鹿、獐、山鸡、野兔出没，组成了山间特有的交响曲。置身红花山中，仿佛进入人间仙境。

据为斌介绍，朱氏族人来到朱冲时，还从泾县带来了先进的造纸技术，他们用青檀树皮作为原料造宣纸，以增加家庭收入。勤劳的人民在山下开辟出层层梯田，辛苦耕耘，年年稻谷飘香。土地收入的增加，养育人口日渐增多，朱冲也变得人群熙攘，生气勃勃。粮食的丰收，井水的甘冽，促进了当地酿酒业的发展。特别是朱为斌拥有的《春谷白酒传统酿造技艺》已传承千年，所酿“春谷白酒”以其原味老熟、甘甜绵柔、香味持久而成为省级非遗、“安徽老字号”，其原浆白酒远销甘肃、广西、山东、上海、南京等地，成为当地人值得骄傲的一张名片。

春秋时节，清朝诗人郝吉人曾多次登临红花山顶，眺望长江，俯视大地。阳春三月，夕阳西下，落霞满天，映山红开遍满山满坳；金秋霜月，满山枫叶黄花，落日聚辉，丹霞灿烂，层林尽染。郝吉人流连忘返，欣然提笔题诗曰：“春风欲看上林花，谁识山中万树赊。日暮僧归迷醉眼，光芒疑是赤城霞。”此诗让“红花晚照”成为繁昌十景之一，每年都吸引了众多游客消暑避夏、观光揽胜。近年来，随着自媒体的兴起，关于红花山的诗文、图片、影像作品精彩纷呈，也让红花山声名鹊起、远播海内外。

红花山不仅文风昌盛，气候宜人，空气清新，而且还曾是中共皖南特委、繁昌县委的所在地，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。

1938年12月，新四军三支队进驻繁昌后，民运工作队就来到朱冲进行抗日宣传，张贴标语，教唱革命歌曲，群众踊跃参加各种抗敌组织，十多人加入了党组织，许多青年报名参加新四军、游击队，村人朱大金还担任了游击队长。

朱冲不仅是新四军红花山游击根据地，还是连接新四军军部到江北的地下交通线站点。朱冲的老百姓不仅为新四军站岗、放哨、送情报、带路，还为部队提供粮食和衣被，妇女们打草鞋、缝衣服，与新四军干部战士建立了鱼水深情。1939年5月中旬，新四军三支队五团，在红花山同日寇展开决战，取得了繁昌第三次保卫战的胜利。

1939年9月3日晚，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在500余名新四军的护送下，从新四军军部云岭出发，途经红花山并在山上的庙里作了短暂的休息后，穿过敌人的封锁线，渡江去了重庆。1941年1月6日，皖南事变发生以后，这里还成为掩护转移新四军过长江的重要通道。7月，皖南特委在朱冲召开会议，决定成立中共繁昌前敌县委，特委和县委机关领导分别住在朱氏宗祠及周边群众家里。

9月，粉碎国民党52师对红花山三次大“清剿”。1942年2月，特委机关转移到江北白茆洲，部分同志被留在繁昌坚持敌后斗争，巩固红花山抗日游击根据地。

据朱为斌回忆，皖南事变后，日军占据着红花山顶，看守着长江航道，国军52师则在山下包围，双方形成对峙局面。新四军游击队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，驻扎在山腰竹林里，经常打冷枪挑起国军与日军的战争。但山上条件很差，游击队战士只能住在竹林间的茅棚里，连续多少天不能生火做饭，山下的群众就将饭菜煮熟了，用毛巾绞成饭团悄悄送上山去。山上只有一个排的战士，但有时为了迷惑敌人，故意放风说要100个饭团，让敌人以为上面真有一个连的新四军。有时，中转干部较多，没有粮食，老百姓就以庙里“做香会”的名义下山采买大量鱼肉粮食等，骗过敌人的盘查和汉奸的盯梢，给新四军提供足够的粮食。

中共繁昌县委还在朱氏宗祠里办了几期党训班，开展了“二五”减租减息培训。

红花山虽然谈不上雄伟、险峻，也算不上秀甲天下，但却是革命的山，英雄的山，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，作为中共皖南特委、繁昌县委、南芜繁县委的活动中心和游击根据地，为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其中朱冲的朱仕桥（朱大金）、朱仕兴等四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，朱品玉等新四军老战士还走上了革命的领导岗位。

告别红花山，我为生活这里的宗人而骄傲，更为这些曾全力支持革命的群众而自豪。